关于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 民国时期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
民国是现代的开端，是终结大清王朝后保守与变革的争夺，是绅士与淑女登上舞台最像西方的时期。下面跟着小编来看看这一时期都有哪些事件发生。
民国历史：袁世凯称帝
民国历史：张勋复辟
历史上总有喜剧，悲剧和正剧，有时也不乏闹剧。闹剧有时给沉重的历史带来一些轻松，有时也能给人带来深刻的思考。
1917年7月1日，一出闹剧开始在北京紫禁城内上演。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张勋率领清朝的遗老遗少将前清废帝溥仪拥上皇帝宝座。
这闹剧演得严肃郑重，一丝不苟。溥仪发布了“即位诏”，复辟有功的张勋被封为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被封为“忠勇亲王”。有了这番荣耀，为复辟所付出的总算有了报偿。
北京城一片混乱，久违了辫子的百姓看到“辫子军”在城内胡作非为，看到城内挂满了清朝的黄龙旗。一些胆小的人用马尾巴做成假辫子系在脑后。
这出闹剧中唯一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是康有为，他作为在戊戌变法中革新的改良派领袖，曾令全国进步人士敬仰，但此时成了坚决的保皇党，并希望当上宰相。
这又引出了一个闹剧：三天以前，为避人耳目，他剃掉胡须，易容进京。但清瑾太妃认为历朝宰相均有胡须，等康有为的胡子长出以后才能任命为宰相。
可惜复辟闹剧仅上演了12天，康有为终于没有当上宰相。
民国历史：五四运动
民国历史：孙中山广州脱险
1921年，孙中山（1866〜1925年）南下广州进行第二次护法运动，就任非常大总统。他任命陈炯明为内政总长兼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省长，广西叛乱平定后，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
陈炯明想占据两广，反对北伐，并勾结驻洛阳的吴佩孚，驻长沙的赵恒惕，多次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北伐。
陈炯明指使湖南督军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过境，孙中山迫不得已，于1922年4月21日，免去陈炯明的内务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三项职务。
6月16日深夜约两点钟，陈炯明发动叛变，进攻广州观音山越秀楼总统官邸。
侍卫们来到孙中山的卧室外，等候命令，这时候孙中山毅然表示：“我断不能值此危难关头，离弃职守！”后来，经过大家反复苦求，孙中山才勉强答应与宋庆龄一块转移。
然而，深明大义的宋庆龄知道若和孙中山一起走，会带来许多麻烦，请求孙中山先走，自己只身留下。
枪炮声越来越近，子弹不时从总统府上空呼啸而过。孙中山还在犹豫不决，大家一时顾不得许多，便七手八脚为他乔装易服，秘书林直勉找来一块白布，裹住孙中山的公文包，便和另一位参军强扶孙中山迅速出了总统府。
经越秀街时，三人正疾步快走，猛听背后一阵吆喝：“站住！干什么的？不站 住，就开枪啦！”
原来遇上了陈炯明的部队，林秘书急中生智，说：“报告长官，在下老母生急病，兄弟俩连夜来请这位医生前往就诊。”
叛军觉得孙中山长相斯文，俨然一副医生的样子，加上灯光昏暗，看不清楚，也就放他们三人走了。
孙中山后来到了永丰舰上，指挥海军与叛军对抗。患难之时，孙中山想起了蒋介石，而这时，蒋介石正在浙江为他母亲逝世一周年做祭奠。
孙中山命人发出急电：“事急，盼即来此。”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乘此机会可以捞到更多的政治资本，决定冒险赴广州。几天后，蒋介石乘快艇登上了永丰舰。
蒋介石登舰后，表现积极，一面坐镇舵楼，指挥作战，一面和水手们一起从事洗刷甲板的劳动，以鼓舞士气。
42天的患难，增加了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为他以后的发迹奠定了基础。
8月9日，孙中山和蒋介石等离开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舰，由广州赴香港，又转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到达上海。孙中山在上海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共产党的热心帮助，重振精神，继续革命事业。
民国历史：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的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的会议。
由于辛亥革命和以后历次斗争的失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国民党，以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国家。
从1922年8月起，他采取一系列具体步骤进行准备。1923年10月指派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等五人为改组委员，并设立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筹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代表以地方党部推选和孙中山指派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海内外代表共两百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代表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谭平山等二十四人。
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大会。孙中山在报告中，阐明大会主旨是改组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以此去改造国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争取革命成功。
他总结了国民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改组的组织原则是淘汰不纯分子，吸取革命分子。大会听取了谭平山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扣柏文蔚所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等议案；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十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大会通过了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具体办法，在保留总理的名义下，强调“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中制度”。领导机构采取委员制。
大会还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反对帝国主义，“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废除国内的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实行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
经过此次大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的基本政策。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的施政纲领，提出了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和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具体方针。对外政策包括废除清政府及军阀政府同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等。
对内政策规定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以反对封建主义保障民权民生主义的实施，规定“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等等。
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这次大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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