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视新闻按】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就推动前海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重要部署。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自诞生之日起，便承担起深化内地与香港合作的重任。在新起点上，此次重磅发布“前海方案”将如何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丰富“一国两制”实践？面对新机遇，深港双方如何深化合作、迈上新台阶？
围绕“新前海”政策落地的突破点、深港两地如何拓展合作空间、如何处理“竞合”关系等关键问题，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秦玥对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进行独家专访。
“前海区域扩大，使得香港依托的这一平台比过去更大了。”在梁振英看来，下一步，深港要进一步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个方面流通，在制度接轨方面下功夫，做好“软环境配套”，让政策落地落实，进一步释放“一国两制”的红利。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 秦玥：您从四十多年前就参与深圳的规划，是深圳经济特区甚至是大湾区建设发展的见证者。中央出台“前海方案”，您认为最大的突破点在哪里？以您的经验，落实的难处又在哪里？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 梁振英：香港和深圳是一对很特殊的两个城市，过去40多年来有很好的合作发展经验，而且两地的错位发展也做得非常好。前海一直对标香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为香港搭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这次前海区域扩大，使得香港这个平台比过去更大了。深港接下来的合作主要是把前海的优势发挥好。其实说到底，还是要把当中很多的政策要落实好，使得（政策）能够落地，使得香港不管是金融业还是其他相关的服务业，都能够在前海的平台上发挥好。
你要说难处，我看说来说去，还是香港和整个大湾区的城市群，包括深圳，当然也包括前海，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这四个方面需要能够流通，比如说要制度接轨、两地方便往来，这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习主席去年10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的最后一部分也提到，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全力支持深圳等经济特区改革发展工作。
我看这不仅涉及深圳、广东，也涉及到国家对深圳前海的支持，这里面包括我刚提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之间的流通，希望有关政策能够使得两地的“四流”更加方便。
秦玥：“前海方案”中涵盖的改革措施非常全面，您自己最关注的点是哪个？
梁振英：方案里面有很多内容，我谈一下具体我们要做什么。这个方案大家都可以去研究、学习，不管是横琴或是前海，方案有了之后，其实下一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两地都要解决，再往前走、再进一步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由于三个字所造成的障碍，这三个字就是“不知道”。
这个起点就是我们必须知道对方能够给予的支持、配合、机遇是什么，双方都要解决这个问题。香港和深圳前海的地理距离很近，但毕竟是一个国家里实施两种制度，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都不是完全畅顺。
在这种情况下，简单来说，引用国家“十四五”规划里面的一句话：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这三个国际地位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比如说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是不是以葵涌码头作为代表呢？我认为不是。葵涌码头它当然是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其中一方面的体现，但并不是全部。那么香港航运中心新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船舶的注册登记、买卖租赁、融资保险和相关的法律服务，这就是国际间先进的航运中心的功能。
深圳有自己的港口，对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所提供的航运服务业知道不知道？同样的，香港对深圳、对前海，现在这个方案给了一些什么机遇知不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香港也要克服这个“不知道”的障碍。所以“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最近准备搞一个研讨会，这是第一步，让香港社会知道前海、横琴给予香港的新机遇，也希望能够让深圳、珠海的朋友知道香港可以做什么。
“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我们引进国际投资者、国际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就更加突出了。（如果）香港对前海能够给予香港的机遇不知道，国际社会对前海就更加不知道。那么香港作为我们国家最开放、最国际化的一个社会，就有一个功能：可以把前海最新的方案、前海能够提供给国际社会的机遇、前海的需要等，通过香港向外面解说，也希望能够引进国际的资金人才和技术。
因为前海这个平台很大，横琴这个平台也很大，不要说澳门，就算是香港加上澳门也未必能够完全用好、用足横琴和前海所提供的机遇，所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就能够发挥这个联系的作用，把外面的人才、资金、技术引到前海，引到横琴。
秦玥：您刚才说的“不知道”，我想插一个问题，这次横琴、前海两个方案出台，一些专业团体比如说像法律业界他们非常关注，但是现在感觉香港社会一些人处于比较低迷和冷感的状态，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未来怎么让香港民间更好地了解国家的规划？
梁振英：过去两年首先是由于“黑暴”，然后有了疫情，所以两地的往来确实多了各种各样的难处，这个对我们开展工作确实也是不利的。9月7日宣布了“来港易”、“回港易”这样的新政策，我希望两地的往来能够尽快地恢复正常，现在虽然扩大了“回港易”和“来港易”，但也还不能说是完全恢复正常。
就是恢复正常，也不要看一天有几十万人来回香港和深圳之间的口岸，往往每天这样走或者经常这样走的，来来去去的就是那几十万人。所以我希望将来各界朋友，也包括各个年龄层的朋友，包括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能够多去内地走走，尤其是比邻香港的，比如横琴、前海，眼见为实，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社会发展水平，然后思考下他本人事业发展的机遇。我看，这个前提是我们必须做到民心相通。民心不相通的，很多经济发展、事业发展，我们社会共同发展的机遇就很难掌握得到。
秦玥：刚才您也提到一个词就是“国际”。在前海方案当中，也多次提到了国际化，像是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等等，这背后其实反映了中央对前海、对深港合作寄予怎么样的厚望或是战略意图？
梁振英：不止是前海，这个也是给香港的一个厚望，因为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社会，我们在香港有三十多个外国商会，从香港到内地，尤其我们到大湾区城市，尤其是深圳的前海，在防疫抗疫方面能够再放宽一点的话，我希望香港的外国人到内地去会更方便一些。过去两年我一直这样说，我说在防疫、抗疫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我很希望能够自己带团，组织他们（在港外商）到深圳、到珠海、到南沙去走走、看一看。
因为还是那句话：眼见为实。希望通过香港的外国商会能够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把这些信息能够反馈回本国。香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内地发展机遇的平台和管道。我希望香港能够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秦玥：除了营商环境，比较关联的还有像我们一直都在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但近期我们留意到北京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在横琴方案中也提到了澳门要有适度的金融发展空间，另外还有像是广州有很多的国际银行，它们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您觉得未来大家之间会不会有一个竞争的关系？
梁振英：香港是世界上、也是在国家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我们的国际金融中心做的金融业务范围还是比较窄，门类也还是不很齐全。我们做企业的新股上市，香港交易所做得非常好，这个在世界上我们排名也是排在前面。除了这个之外，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其他什么？
有很多，比如说船舶的融资，比如说海事保险。我们国家现在是船舶的造船大国、航运大国，国家肯定在船舶、航运、海事方面需要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融资保险，这个需求肯定是非常大的。那么香港现在才刚刚开始做这方面的业务，要是我们能够在香港积极主动地去推广这方面的发展业务，我们就可以用好前海这个平台，让中国作为一个船舶大国、航运大国前提底下做好这方面的业务。
所以我们现在说要做国际金融，我们做的并不仅是在已经有的业务门类，比如说让更多新股在交易所上市等，与此同时我们要开拓一些新的金融活动的门类，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跟航运、跟海事有关的这种服务。
秦玥：“前海方案”中另一个关注焦点是现代服务业，其实深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得很快，香港的现代服务业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国家在方案中提出现代服务业的合作，其实是希望深港两地拓展哪些合作的空间？
梁振英：我们国家现在做的金融服务业应该说是做得很大，因为我们国家的体量大，但是不能说做得很好，更不能说做得很全面。很简单，世界上主要的金融中心包括伦敦、纽约、东京等这些欧美、亚洲的金融中心，它们提供的服务类型，如果拿出来排一排，再对比一下纽约、伦敦、东京在做什么，我们国家范围内在做什么，然后香港在做什么，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大，也在某些方面做得不错，但是我们做得不强，做得不全，所以在“强”和“全”这两个字上面大有文章可做。
我举个例子，我们国家现在是基建大国，银行借钱修基建，银行签了这些贷款协议，贷款协议就是一种资产，它是可以证券化的，我们这个有没有做？香港是不是可以做？可以做。做了这个之后，银行贷出去的资金就可以回笼了，回笼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做借贷，这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那么证券化这个工作，香港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可以和国家一起，包括和前海一起做。
有个说法是前海这个平台很大，香港搞金融，前海也搞金融，那么香港和前海怎么合作？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香港可以扩大我们的金融服务门类，做一些现在做得不大、或者现在根本没有做的那些金融服务，我们就可以把一部分的活动放在前海这个平台上，让它继续成长，服务整个深圳、广东以至整个中国内地。
所以现在不管是贸易、航运、金融这些香港传统的优势产业，其实我们现在都要扩大，特别是这些产业里面的服务种类，现在这个种类还是很窄。你比如说做保险，香港的人寿保险做得很大，卖人寿保险的队伍人数很多，但是我们航运的保险，船舶的保险做了多少？不多，不过这个“不多”，也说明了有这样的发展前景。所以我看香港首先要掌握好这些发展的机遇，这些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做得不大，或者做得不强的一些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这些产业，把它做大做强，通过这个，我们就有能力、也有需要到香港以外，比如说前海这些平台上发展。
秦玥：前海您之前去考察过很多次，我们看前海“扩区”方案，兼具了多重的功能和定位，您觉得中央选定前海“扩区”的面积和范围有哪些考量？前海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
梁振英：地理是一个，硬件是一个，关键还是有关的政策和法律。我们怎么能够去吸引香港有关的产业、企业，包括（通过香港进入前海的）外国的产业和企业发展？我看这个政策是很重要的，还有整个软环境。
比如说我们吸引香港人才、国际人才到前海去，交通往返、外国人的签证问题怎么解决？还有如果他们要住在当地，不想每天来回跑，孩子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接下来整个软环境的配套，不管是横琴、前海或是内地其他地方，它要想吸引港商、外商进去，不能光是看与产业发展直接有关的政策，还有很多配套政策都要齐全，而且要落实。
比如税率的问题，我们说“港人港税”，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概念。香港是一个低税率的地方，其实在香港关于薪俸税的政策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当我们在前海说“港人港税”的时候，是不是说薪俸税的政策内容都要全部照单全收？这些细节要讲清楚。
秦玥：您说的细节也是前海方案当中提到港澳机制衔接的问题，说到横琴方案，横琴方案当中非常有突破性的就是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这个突破让大家耳目一新。未来如果是把这种突破性的思维放到前海或是大湾区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
梁振英：横琴方案提出在珠海和澳门之间建立这么一个新的合作关系，我看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非常支持、非常赞成，但我看要先走一段，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吸取一些什么经验，再看是否复制到前海或是内地的其他地方，用这种新型模式去推动发展。
横琴对澳门来说很大，横琴对澳门加上香港来说也不小；前海对香港来说也是很大的。所以我刚才说了，在横琴和前海，我觉得还有空间和需要通过香港吸引国外的人才、资金、技术。大家可以在一个舞台上，我们也不排除国外的人才、资金和技术在这个平台上一展所长。
澳门和珠海在横琴的合作说明什么？说明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之下，不管是香港和内地、还是澳门和内地，双方合作的潜力非常巨大，而且证明了“一国两制”是有生命力的。
横琴这个模式，我相信珠海和澳门会把这个工作做好。在香港和深圳这边我们有另外一个平台，就是落马洲河套地区。虽然合作的性质跟澳门、珠海在横琴这个平台上合作不一样，但这也是深港之间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合作平台。
（原标题《专访梁振英：前海“扩区”为香港提供更大平台 再往前走更需“知己知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