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作者：瑞鹤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想必是很多人从小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是稍有常识的人也都知道，黄河的水患自古不绝，这也是悬在历代统治者和民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黄河什么时候会闹水灾，会闹多大的水灾，这是很难说的准的。于是，历朝历代只好严防死守，万一黄河决口，冲垮了民房，造成灾民遍地，对于统治者这都是小事，但泛滥的黄河可能直接中断南北漕运，这对于皇上来说可就要了命。
更严重的是，如果这些灾民聚众成盗，落草为寇，这对于朝廷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总之，不论如何，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这是历朝历代的政治任务。
◎ 黄河在历史上数次改道，深刻影响了下游的生态环境和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但是，政治任务大不过自然规律，黄河决口在历史上屡次发生。
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初中生都会知道，黄河上游冲刷下大量的泥沙，到了中下游，水流变缓，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变成了地上河。在古代，技术不发达，造堤坝也只能延缓黄河泛滥，不能阻止，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的决口是必然的，就看时间了。
◎ 黄河下游开封的地上河示意图
站在治理黄河的角度讲，大清王朝算是倒了血霉。黄河自宋朝决口改道之后，一直历经几朝几代，虽然有水患，但不至于连河道都改了。
1855年，也就是大清咸丰年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前从江苏北边入海，现在改到山东那里入海，这次黄河改道让很多地方成为了盐碱地，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现在的豫东，苏北，都变成了人间地狱般的景象，卖掉儿女，饿殍遍地，这样的事儿根本不新鲜，广大黄泛区民众为了生存，铤而走险。
例如跟太平天国同时期的捻军，就是在这种地方发端的。
◎ 1855年黄河改道
黄河水患危及了清政府的利益，但当时清廷正全力对付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军务紧张，无暇也无钱治理黄河。南河总督杨以增上奏清廷，口门“暂缓堵筑”，这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许。于是，黄河的河道就这么固定下来，直到今日。
这次改道之后，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的9月30日，黄河在郑州这里又决口了。这次决口没让黄河改道，但是后果很严重。决口处最初只有30余丈，三天过后竟然变为300余丈，扩大了十倍。缺口这么大，直接导致黄河下游正河断流。滚滚黄河水流入贾鲁河、淮河，豫、皖、苏“三省地面约二三十州县尽在洪流巨浸之中”。
当时的大清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灾难统计学，这次水灾死了多少人，自然也是没有确切的数字。历史学家A∙H∙戈德比估算此次灾难最保守估计致使150万人丧生，最高达700万人。另一位历史学家彼得·霍夫的数据保守的多，他根据各种资料，宣称1887年黄河决口致使90万人罹难——即使是“保守估计”，这个死亡数字也是骇人听闻的，霍夫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
学术界对具体的死亡数字有争议，但这次黄河决口，造成的死亡人数非常多，这是大家的共识。清史研究学者夏明方称其为“近代中国人口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
清代湖南著名的爱国诗僧释静安，曾为这次黄河水灾写了一首悲痛的诗歌《郑州河决歌》：
“呜呼！圣人千载不复生，黄河之水何时清。浊浪排空倒山岳，须臾沦没七十城。蛟龙吐雾蔽天黑，不闻哭声闻水声。天子宵衣夜长叹，诏起师臣出防捍。帑金万锱添洪流，黄河之工犹未半。精卫含愁河伯怒，桃花水讯益汗漫。明庭下诏罪有司，有司椎胸向天悲。吁嗟乎，时事艰难乃如此，余独何心惜一死。舍身愿入洪流中，抗涛速使河成功。”
◎ 大清治黄河下了血本，但还不够
诗人说，“余独何心惜一死。舍身愿入洪流中”，其心可悯，但真正治理黄河，这件事情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和组织的能力，只能官府出面。中国历史上，治水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催生了中央集权，这是一个很盛行的观点，对不对暂且不论。这次黄河决口，后果比1855年严重得多，这当然需要更加“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去摆平黄河了。
光绪年间，大清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是黄河这事儿事关国本，绝不能含糊。从1887年到1889年，清政府花了两年时间堵决口，修理郑州这里的堤坝，史称“郑州大工”。这次“郑州大工”花了1000万两银子，这是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么多钱都投入黄河，清政府就彻底没钱了。
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眼看着国库见底，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提出了几条建议，这当中就有一条，“南北洋武器全部停买两年，所有钱给黄河”，翁同龢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巨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俊，再行办理!”
◎ 大清户部尚书翁同龢，他的很多所作所为充满争议，但治理黄河真的没钱，只能去动海军的钱了
北洋海军当然重要，但比起海军，治理黄河水患显然更重要得多，因为要治理黄河，所以北洋海军自1888年之后就很少买新船新武器了。当时的大清够倒霉，哪儿哪儿都需要花钱，事有轻重缓急，黄河救灾不能等，那么就只有委屈海军了——当然，慈禧太后要修园子，办寿辰，也是需要花钱的，这笔银子也省不得。
翁同龢请求停止给海军拨款，站在现在看，后果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谁也不能预测未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挪用海军经费治理黄河”很难说做错了什么。要怪的话，也只好怪老天爷了。
◎ 北洋水师的定远号铁甲舰。在19世纪80年代末，世界海军技术进步一日千里，但北洋水师却因为种种原因停止了进步，这其中，整治黄河是重要的原因
◎ 刘鹗，老残游记和黄河
当然，治理黄河是个技术活，光有钱还不够，还得有专业的人才。但是在大清，朝廷大员都是通过科举制选拔的，这些的当官的，说到四书五经头头是道，甚至也有可能个人操守非常好，但是对于专业的技术问题，大人们就束手无策了。黄河决口之后，这个问题也暴露了出来。
光绪帝对黄河非常重视，让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和河南巡抚倪文蔚主持堵口，又复派礼部尚书李鸿藻到工督修。但到了1888年五月，眼见着花了900多万两白银了，但决口之处还没堵上。
光绪皇帝龙颜大怒，把这些官吏统统革职，换上了新的负责人吴大澂。俗话说“换帅如换刀”，这吴大澂到了没几个月，当年年底，黄河堤坝就给堵住了，也就是说，统共花了1000万两白银，用在刀刃上的也就100万两。
吴大澂其实也是个典型的官大人，对于治水也不怎么精通。他能成功，在于他的幕僚中有一位特别能干的人物。此人名叫刘鹗，可能很多人知道他，也是因为《老残游记》，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于治理黄河，也是颇有心得的。
◎ 吴大澂照片
刘鹗没经历过科举，但对于数学，地理这些士大夫看不上的东西，还是比那些士大夫稍微在行一些，而且一直关心黄河水患。他给吴大澂提出了“束水攻沙”的办法。
所谓“束水攻沙”，道理并不复杂。黄河之所以年年泛滥，那是因为泥沙淤积。如果光是堵缺口，因为上游的泥沙还在堆积，这其实是没用的。要想治住黄河的洪水，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泥沙的问题。在古代，指望去把沙子挖出来是不可能的，最现实的方式就是把河道收窄，让水流加速，这就能冲走更多的泥沙，此之所谓“束水攻沙”是也。
◎ 刘鹗的照片
这办法其实也不是刘鹗的首创，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利专家潘季驯就用过，还写过书。但是，这类水利专家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不被读书人看得起，所以渐渐也就被忘记了，只有刘鹗有心翻这类书，才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应该说，这类书到清朝末年还能有留存，算是侥幸的。
在科举制度下，许多和功名无关的东西，大约就算有，也得隔一段时间被“重新发明一番”，实在是无奈之举。
刘鹗不但提出了治理黄河的理论，还亲自跑到第一线去，跟民工们一起干活劳作，工地上别人都搞不定的事情，交给刘鹗就基本能搞定。正是在这位幕后能人的操劳下，黄河决口终于堵上了。
等黄河决口堵上之后，吴大澂亲笔撰文立碑以示纪念此次事件。其实能把决口堵住，刘鹗是首功之臣，但他没办法在科举制中脱颖而出，有天大的功劳也无济于事。治理黄河之后，刘鹗什么功名都没捞着，只是跟着吴大澂继续在济南当幕僚。
在济南，刘鹗根据自己考察黄河河道的经验，完成了第一部用近代技术测量的黄河图，上面还标有经纬度，这在当时的中国堪称是创举。但这么重要的东西，朝廷也并不重视。按照史料记载，光绪皇帝看到了这张图后，就把它放进了故宫的档案馆，然后就没了下文。
◎ 讽刺的是，刘鹗现在更多为人所知的，反而是他的小说《老残游记》
于是刘鹗也只好在闲暇时间写小说，这才有了《老残游记》。小说里，他很隐晦地提到了黄河水患。全书开篇第一回中，就有一段奇文，他说，“这年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有个大户，姓黄，名叫瑞和。害了一个奇病：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有人能治得这病。每发都在夏天，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暗指黄河了。
不过刘鹗毕竟还是立下了不世奇功，要是一点功名都不给，那也说不过去。这次治河之后七八年，刘鹗才凭着自己“水利专家”的名分给保举了个知府。在当时科举独木桥的情况下，刘鹗这样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 民间赈灾力量的兴起
当然，决口是一码事儿，赈济灾民是另一码事儿，那些灾民朝廷是真的顾不上了。
大清没钱，户部尚书翁同龢想尽了各种办法，海军买武器甭想了，还要对盐商大户下手，甚至还要求官员们降低俸禄，等等等等。就这样，钱还是不够。这次水灾，伤亡这么惨重，跟大清“想管住一切却没钱”关系非常大，说到底，也还是人祸。
无奈，大清只得求助民间力量。
本来，民间自发地结社和互相救助，这很正常。但在高度集权的古代中国，这事儿是被严厉禁止的。民间哪怕想借着“做善事”的名义筹款都不行。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对民间的统治力有所下降，这样的民间组织很快地遍布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一带。
当时的上海富商，如盛宣怀等人，广设善堂，这些善堂的资金来源是上海各行各业的商户，而善堂的帮扶对象是全国遭遇不幸的人们。大清国看着这样的东西，又恨又没办法，只能在报纸上对民间的这些组织冷嘲热讽，说什么“这些商人虽然心是好的，但组织很差劲”这样的话语。
◎ 盛宣怀，晚清著名的实业家
等黄河出了这么大的事，官方根本救不过来，那么只能等着民间的救助了。这时候，官府的报纸对民间义赈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他们对这种民间组织有多傲慢，现在就有多跪舔，那会儿的一则官府电报是这么说的——“伏求海内大君子，上体时艰，下恤民困，筹济巨款，俾速横行”，都把民间商人说成“大君子”了，这帽子戴的多高啊，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没觉悟让大家爱国，把不捐钱的奸商钉上耻辱柱。
不过，商人们大抵还是爱国的，电报一发布，来自上海，广东，甚至南洋地区的民间组织，都纷纷捐款了。只不过，清政府坚持表示，这些捐款要由朝廷统筹利用，所以到底有多少钱真正帮助了灾民，实在可以打一个问号。
1888年，民间义赈的领袖之一李秋坪因积劳成疾而去世。本来，这样的民间人物，不在体制内，死了也就死了，官府不可能有所表示。但这一次，清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例如，《申报》在他去世后的12天里就刊发了两篇关于他的长篇传记，其中约1,600字的一篇还是头版头条。给一个平民这样的哀荣，这在大清国都是不多见的。
可惜，清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想扶植民间力量，当黄河水患过去了，民间义赈也就被打入冷宫。只不过，经历了清朝末年的各种天灾人祸，民间力量已经发展壮大，请政府也在各种花式作死中越来越弱，丧失了许多对民间的统制力。当初参与了义赈的江南绅商，比如盛宣怀等人，也成长为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角色，等到了20世纪，清政府修路，开矿，往往捉襟见肘，实在不得已，还得找盛宣怀他们去借银子，甚至还要找民间筹措资金——当然，这些钱后来有不少都在股灾中打了水漂，由此引发了保路运动，乃至武昌起义，这都是后话了。
◎ 大清药丸，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所谓国家，本身就是民众用沉重的赋税供养的。老百姓遇到灾难之时，国家本来要以专业的力量和强大的组织能力帮助大家度过难关，这也是近代国家最基本的底线。
而大清在1887年的黄河水患中，其表现屡屡突破底线，这也证明了这样的政府已经丧失了近代法理上存在的意义，那么日后所谓的“大清药丸”，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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