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年，以下简称罗斯福），这个在上世纪初把美国从地区性国家带向世界大国的人，堪称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即使在彼时，甚至不少中国人也对这位美国总统颇有好感。究其原因，不外乎罗斯福先生在任内对中国做过几件“善举”：
一者，罗斯福积极奉行前任美国政府即已实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客观上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继续瓜分。对这么一件貌似“施恩”的事，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的美国政客都喜欢乐此不疲地挂在嘴上。尤以1949年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现任美国副总统彭sir为甚，两人都把这件事上升到“维护中国独立和主权完整”的高度进行极力美化。
次者，罗斯福还成功地调停了1904-1905年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避免了兵祸带来的生灵涂炭，罗斯福本人也因之获得了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再者就是，在罗斯福的推动下，确实办了一件“善事”，即美国拿出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返还中国，办了“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也即今天的清华大学，还办了协和医院等。对此，艾奇逊和彭sir一直都是大谈特谈的。
毋庸置疑，同当时的其他列强比起来，这几件事在侵略中国上确实没有那么“赤裸裸”，甚至还有点“恻隐之心”。不过，笔者想说的是，如若天真地“当真”，把这些事看成是“友谊”，那就要上当受骗了。
“门户开放”政策的最初缘起是，因为当时美国忙于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一时无力顾及中国，待回过神来，其他列强基本已在中国划完势力范围，美国不得不祭出“门户开放”这面旗子，目的是“利益均沾”“分得一杯羹”。罗斯福虽不是这一政策的首倡者，但却凭此让美国的在华利益得以迅速扩张。事实上，这正是美国在中国谋求最大利益的“棋高一着”。
“调停日俄战争”的背后是，美国对日本在华实力膨胀的担忧，正如罗斯福在给其友人的一封信件里讲的，“日本是可怕的新生力量，它贪婪、小器而又好战，一旦获得海上优势，如受到刺激，就会一举而占领我们的菲律宾和夏威夷。”
至于“用庚子赔款办学、办医疗”的真实意图，更是为了培植亲美的精英。对于这一点毛主席看得很透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更加隐蔽的“精神侵略”，美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只有光鲜的A面，也有不可告人的B面或者说不光彩的一面。这就是毛主席讲的，美国这些不光彩事“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点仁义道德”。而罗斯福本人在涉华问题上的另一些表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很好截面。
固然，罗斯福的“善举”，博得了当时清政府乃至国人的好感，以至罗斯福的女儿艾丽斯1905年前往中国旅游时受到慈禧太后的热情接待，1906年在白宫举办婚礼时又收到慈禧太后特意送上的一份厚礼。但这并不说明罗斯福“亲华”，尽管其敬仰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但在内心里、骨子里又非常鄙视她。1899年4月，西奥多·罗斯福在纽约州州长任上曾发表过一篇《赞奋斗不息》的演讲，表达了他的“中国观”：
“
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复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这段话，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毛骨悚然”，倒是提醒国人，贪图安宁享受只会磨灭人的血性与进取。然在罗斯福眼里，当时中国举国上下已然都在“装睡”，而且无可救药。正如有人讲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他自己醒来”。这个印象，构成了罗斯福对华“种族”偏见的重要一环。
排华法案
尽管中国人与日本人同属亚洲黄色人种，但罗斯福却相当看不起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是“顺从的雅利安人”，而“华人是种族敌人”。这种偏见，在其头脑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罗斯福在总统任上，在排华方面极为卖力，美国历史上最为严峻的反华法案《排华法案》，就是由罗斯福签署的。设想，如若当时的国人知道罗斯福的这种对华偏见，又作何感想呢？是不是那种好感要大打折扣呢？
其实，历史已反复提醒我们，个人也好、民族也好，如果没有血性、缺乏进取，如果在精神上站不起来，是难以在强者面前赢得尊重的。硬要去跟人家套近乎，不可避免要遭遇“热脸贴冷屁股”的窘境。美国对华政策的“B面”，如果从这种观念层面进行观察，似乎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毕竟，“柿子还是软的好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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