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今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杜润生简历
杜润生，原名杜德，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古阳邑村。
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
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到太行山地区打游击，建设抗日根据地。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等。
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领导所在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历任中共中央原局秘书长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在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52年，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中，支持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即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受到点名批评，被解除职务。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兼院党组副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停职检查，受到冲击迫害。
1970年，到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
1980年，提出可在贫困地区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
1981年，受中央委托支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
1982年元旦，由杜润生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为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作出重大贡献。
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杜润生离职后，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同时，还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等。
杜润生善于培养后进。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等，都曾师从杜润生。
智慧老人杜润生和他的门生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人，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01岁的杜润生如今住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几乎没有了听力和视力，外人的探视和来访已经基本上无法打扰老人宁静的世界。站在病房里，看着安详的老人，让人不禁想问："无声的世界里，老人是否会想起当年他带领一批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挥洒热情和智慧，把包产到户推向全国，主持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九号院往事"。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年和他一起书写历史的年轻人没有忘记。"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
有关杜润生的采访，翁永曦从这幅杜润生生日时他送的对联开始说起，认为曾经的领导和老师在这两个方面有过人之处。这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曾经的改革四君子之首，告诉凤凰财经，"当时对联送过去挂在宴会厅里，大家都说概括的好，王岐山去了一看，就说老翁这是你写的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杜润生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认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时曾经和杜润生密切接触，并被他推荐为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说，杜老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显示了他卓越的智慧和领导艺术。"他想出"责任制"这个词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用责任制这样一个非常中性的名词，把反对的赞成的不同意见逐步地趋向一致，居然就把当时整个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撬翻了，这是不得了大智慧，是杜老的过人之处。"
习近平、王岐山都是他的门生
杜润生的另一个过人之处是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门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反正我了解的历史是这样。"翁永曦如此表示。
他认为，"杜老门生"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年轻人，就是单位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干部，甚至一些当时已是省部级领导的老同志，也视杜润生为师，视自己为他的学生。
"1981年2月，北京大学招待所召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大会，邓力群杜润生到会致辞。说是"大会"，不过三四十个回城知青，一群"蓝蚂蚁"白丁。"多年以后，中国税务杂志社研究员王小强回忆当年围绕在杜润生周围的年轻人成立著名的农发组的情景时如此表示。他感叹，论官阶，除了陈一諮当过公社书记，连比科长还小的股长都没有一个；论学历，除了罗小朋考上研究生，最高不过大学本科在读。当时，邓力群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杜润生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中央核心智囊高官亲自出马，大张旗鼓，支持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如此特殊，就是放到今天，也绝无仅有。
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现已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变成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
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指点下，探索着改变中国广袤农村面貌的道路。当年他们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也因为出台诸多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而闻名于外。在那个神秘、简朴的院子里，年轻人们毫无顾忌地施展着他们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觉中已经将自己的意见直达高层。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1982年的某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已被中央任命为农研室的副主任了，就这样当年只有34岁的翁永曦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翁永曦认为，在鼓励和起用年轻人方面，杜润生主持的九号院在当时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中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做到像杜老那样大胆、放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反复强调，当时他只是那个团队的一般工作人员，和杜老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说起当年的工作他仍是如数家珍。他当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杜润生对农村调查的重视程度，几乎所有的人，不论是当年的精英骨干，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你下乡了，调查研究中你认为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杜老去谈。
他说，八十年代在九号院形成的这种从上到下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乃至于造成当时中央组织部，包括当时的中央领导胡耀邦都会把各地准备提拔的第三梯队的年轻干部，成批的送到中央农研室，分插到各个组，跟这一帮年轻人一起搞调查研究。"这些年轻干部后来很多当了领导干部，当年是跟我们一起调查研究，没有大小之分。"
当年杜润生创造性地在九号院采取了小组制的安排，组是一个局级单位，但是年轻人可以当组长、副组长，局级的老同志可以当组员，各地的这些准备提拔到省级岗位上干部也被安排到组里边跟大家一块搞调查研究，而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间所有人发表意见都是没有任何级别概念的。翁永曦告诉凤凰财经，对这些桀骜不驯的、自命不凡，充满激情、胸怀天下的年轻人，杜老不靠封官许愿、物质激励，而是给他们为农民办事、改变现实的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投身改革洪流，在变革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这个不简单。
这种机制下，某年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在联络室的蒋中一看来，"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
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正是早年这样的经历，翁永曦写出了杜老"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的联句。
杜润生的大女儿杜霞记得，在九号院时代，杜润生和王岐山的办公室分别在相邻的两排平房，王岐山的办公室是另一排中离他父亲最近的一间。在翁永曦看来，王岐山想做事、肯用心、讲方法、有担当、不按常理出牌，人们对他的工作可以有很多期许，被杜老器重。
温铁军则告诉凤凰财经，当年杜润生不让大家叫他杜主任，从他那儿开始到下边的部长，哪怕在省里面当省长书记的，到杜老这儿来原来的架子全都没有了，都跟大家打成一片，就得是老张老李。即使是现在，长期在杜润生身边工作过的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余展接受采访时，仍然不时地称呼杜老为"老杜"或者"老头"。"所以这个地方相对来讲算是一个最没有关系的地方"。因为没有世俗的关系、界限，大家都在尽其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温铁军认为，九号院是整个中央国家机关当中最有活力和生气的地方。也有人说九号院是当时中国农村研究和决策参考的"黄埔军校"。
当年的年轻人，现在许多都已成为中国农村政策乃至整个国家政策决策的重要人物，如王歧山、陈锡文、林毅夫、周其仁、杜鹰等等，温铁军初涉三农就与这些人在一起。杜润生90岁寿辰的会上，周其仁在发言中说："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这批人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为自豪。"
"让小家伙投石问路"
"当时很多年轻人对现实有很多不满，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去改变，
曾经和王岐山一起陪同杜润生调研的王小强回忆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被"招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他因为写过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已经小有名气，并且听说杜欣赏他的文章，而且准备调他去农委。没想到见面时杜润生没有赞扬他，而且一席话说得他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接腔。"你批判得淋漓至尽但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样把中国农村搞好"杜润生如此问王小强。
"第一次面见久仰的杜润生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从那以后有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朋友说我被"招安"了甚至怀疑我动机不纯"想当官"。"多年以后他回忆这一幕时表示，"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并不容易，站在岸上指手画脚这里毛病那里失误不等于能把中国农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设身处地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思考、去调查研究，不仅道路性质而且战略政策甚至关键性的操作步骤。"王小强表示，至今偶尔邂逅不甘沉沦的年轻人，对现实不满的时候，每每会回忆起杜润生当年"招安"他的情形。
在翁永曦看来，杜润生把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引导到寻求改变现实的方向上去，即使在今天，仍然很有现实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了，各种意见都有，也不见得都赞同，对中央决定有抨击的，有指手划脚的，我听了都有道理，但你像杜老问王小强那样，假如你是习近平，怎样治理中国？也许很多人都会被呛住。"翁永曦认为越到高层，作决策的回旋余地就越小，方方面面权衡之后，给出的选择极其有限。
温铁军还表示，当时杜润生有意识地在各种各样的政策讨论中让年轻人表达意见。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讨论化肥专营的问题，在主张专营的商业系统的领导说完之后，他特意要求下去调查的年轻人发表意见，"我们说出来的意见就和商业系统的不一样了。"
张木生还曾经回忆起随杜润生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的情景，当时一位青年人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地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女儿眼中的工作狂
相比弟子们的回忆，杜润生的女儿杜霞告诉凤凰财经，在她印象中，父亲基本上没有过工作和生活的区别，从小的印象就是，爸爸回到家一直在工作。印象中永远是爸爸桌子上的东西不能动，爸爸工作的时候不能吵，爸爸的电话不能听，爸爸来了客人不能打扰。 爸爸和客人谈事请，也往往是低声的、非常机密，她都不好意思在旁边。
从女儿的角度看来，父亲只有和那帮当年一起被打成右派的老朋友们游泳的时候才算真正的放松休息。后来因为年龄渐大、身体不好，父亲游泳的爱好只得停止。
杜霞告诉凤凰财经。他决定不再游泳的时候特别伤心，好在他又有了新的运动打网球，当时他们那帮一块游泳的老头都改成一块打网球了。
96岁之后，杜润生身体状况变得不好，只能长期住院，不过仍然会常想起这帮多年的右派朋友。杜霞回忆"有一年父亲过生日，我把他从医院"偷"出去见了下这帮老朋友，老头非常高兴，一眼没看见他拿起红酒就喝。"而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喝酒了，有了这么个小插曲，她再也不敢私自张罗让父亲给老朋友聚会了。
杜霞的描述中，虽然忙于工作的父亲和女儿很少有大多数父女之间的天伦之乐，但是父母之间关系一直很好。父亲有过两段婚姻，但在六十多岁离婚后，仍然常去看望母亲，而且会关起门来说很长时间悄悄话。
相比之下，近年来杜老身体不好，作为女儿的她反而接触的更多了。父亲甚至能常常表现出在亲人面前才有的小性子，老小孩似地撒娇，甚至提出拔掉医疗器械管子等 "无理"要求。
杜霞说，虽然老人已经几乎没有听力和视力，但还是会根据不同的来探视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对熟悉的弟子表现出亲热，甚至会在王岐山来的时候轻轻地抱抱他。
两三个小时的采访中，杜霞反复强调父亲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工作。倒是早年和杜润生接触颇多的翁永曦曾回忆起在老师家吃饭的情景。1980年下夏天某个周末的上午，杜老约他去家里谈事，中午老爷子说："在我这里吃饭吧。"翁永曦回忆，当时他还纳闷儿，谁做饭啊。没想到老爷子拎一口小锅，拿荞麦面拌水一通搅，然后倾斜着往煮开的水里用筷子一点一点拨，告诉他说；"这叫拨鱼儿，我们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后来文革挨斗，我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还有一次，他随杜老去太原出差，晚上散会后逛小吃街，闻着各种家乡小吃的香味，老爷子不挪步了，"咱们吃一碗吧。"翁永曦拦着说不卫生，老爷子却乐了："没事，天黑，看不见。"
不装错口袋、不上错床
九号院的农村政策研究室解散之后，曾经的徒子徒孙们散落各处， 2002年，杜润生90岁生日，在曾经起草过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他不会预想到，若干年后，曾经的门生王岐山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人们对他治下的中央纪委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也有着很大的期待。
十多年后，再次提起这句话，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主持编制多本杜润生著作的余展则提起多年前发生在杜老和门生之间的一次有趣的对话。当年一位杜润生的门生，如今已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应采访对象要求隐去姓名），调到省里面去工作前来跟老头告别，面对杜老严格要求自己的叮嘱时曾表示，至少会把握住两条，第一不装错口袋，第二不上错床。杜老听完哈哈大笑说，"对，这两条好好把握。"而在杜老看来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两条而出了问题。
余展说杜老一直对钱没有任何概念，甚至因此发生了一件轶事。已经90多岁的杜润生，打车去单位，到了位于北京西四附近砖塔胡同的办公室之后，浑身上下只找到十块钱，出租车司机死活不愿意，最后还是门卫解围，司机看在老头这么大岁数才罢休。余展告诉凤凰财经，当天因为司机生病，没有按时接他上班，他就自己出门打车，没想到身上没钱。
不仅是自己对金钱完全没有概念，杜润生当年最辉煌时期主政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也是完全没有利益的部门。一直深入研究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表示，当年的九号院在农村改革领域的贡献，除了杜老起作用和他领导下的老中青干部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年中央可以设立超部门的政策协调机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益的部门。比如说金融、流通、工业，物资，技术、科学等和农业有关的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唯独这个部门没有利益，虽然它小，但是可以协调七个涉农部级单位，而这些在今天仍然具现实意义。温铁军指出，现在的一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代表自己利益的部门就只能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温铁军告诉凤凰财经，作为工作证上印着"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上街甚至没有钱吃自己想吃的东西，还曾经想过给人做家教挣点外快。他开玩笑说："工作人员穷成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当然会有利于穷人"。
多次参加杜润生外事活动的刘志仁则回忆说，在杜润生参加的外事活动中，外国朋友出于礼节和尊敬送给他的礼物，他总是要求随行人员登记造册，决不归为己有。记得杜老访日的时候带回几大箱子礼品，要求全部交公，一些难以长期保存的食品就送到食堂，请工人师傅品尝。由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处理涉外礼品，除贵重物品上缴国库外，当时农研室一些没有出国机会或不参加外事活动的人，还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廉价分到礼品。
化繁为简大智慧
在翁永曦看来，杜润生门生众多之外，另一个过人之处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经济改革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他把这种智慧概括为"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
12月的北京，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冬天。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附近的空旷清净，更添加了冬日肃杀的气氛，让人有种远离城市喧嚣的错觉。这个挂着礼王府牌子的大院子，临街的两个门都是大门紧闭，东面较大的门还有武警站岗，另一个较小的红漆大门虽然看不到武警站岗，但是只要有陌生人走近，紧闭的门后就会走出武警，说此地不对外开放，请您尽快离开。
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或许很难想象，这个如今看上去颇为神秘的院落，曾经在三十多年前那场如火如荼的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者杜润生，主持起草了著名的"75号文"和五个"一号文件"。把奠定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随后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力解放的政策正式写入中央文件，并得到高层认可。其间，杜润生用他的智慧，把看似不可调和的各方意见归于统一。
有关包产到户，当时包括高层领导在内，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赞同，有人观望，也有人坚决反对。翁永曦告诉凤凰财经："杜老能够以责任制这种表述，把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归结形成一个底线共识，这就了不起。""你别把事情搞复杂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本事大学问，但最大的本事和学问是化繁为简。"在翁永曦看来，杜润生最了不起的、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里面最智慧的一笔是把所有的争论在责任制这个表述上归于统一。
"责任制是个中性的提法，做什么事情都要讲责任。这应该没多大争议。农村这块土地，集体耕作是集体承担责任，现在把它划成片，分到户，你管这块他管这块是农户承担责任，责任制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翁永曦如此表示。"包产到户"从不被接受，到有前提条件接受，再到最终被各方广泛认可，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9年3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杜润生主持的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七省农口领导对包产到户有支持的，也有反对和观望的。在杜润生自述中，提到这段历史，他表示：会议在上级的干预下，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一方面继续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特别提到，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而且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可以说是开了个暗口。
而正是这种杜润生所谓的"妥协"，让当时在杜润生领导下工作的段应碧等赞叹不已。他回忆，正是杜润生想出在"孤门独户""边远地区"等特殊地区做文章，才给"包产到户"开了个小小的口子，实质上宣布了包产到户不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段应碧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当初包产到户就是在这句话的鼓舞下逐步蔓延开的。"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提出的包产到户是"双层经营"，农产品流通的双过渡，肩挑手扛自行车驮不算长途贩运，请帮手、带徒弟不算剥削，私人企业具有"可塑性"等，都是杜润生高超智慧的结晶。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说法，保证了文件的顺利通过，对当时统一认识、推进改革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段应碧回忆说，"我们几个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文件操刀的同志，每次都是赞叹不已，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更是举出一个极为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他曾经对杜老提出的双层经营这个说法不以为然。在起草1983年1号文件的时候，他在电梯里顺口向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说这个双层经营，我不是很赞成，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这层好像不是经营。结果杜老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到现在21年了，依然在耳边回响。"杜老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陈锡文感叹："农村经济体制能够比较顺利的推进，而且在一种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就把农村的财产关系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方向捋顺了。但是，假如当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户的结果会长出一大块个人财产的话，那农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杜老当初提出双层经营，确实有着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才得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将农村改革顺利推进。"
因为有这种政治智慧，杜润生在政治领域中的"对立面"也大大减少。翁永曦表示，任何一个变革都会侵犯到已有的利益格局，杜老居然能够使不同格局的代言人，逐步地都赞同或默许他的改革主张，"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是大智慧。
当年的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堪把他的这种智慧用"纵横折衡"来总结，"就是要照顾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况、不同认识，取长补短，尽量兼顾，以利于政策的出台。" 他说。
20多次提组织农民协会
已经101岁的杜润生一生关注农村农民问题，在余展看来，晚年他长期住院但仍在关心农民的问题。
病榻上的杜润生，听杜鹰(右一)和周其仁(左一)谈农业问题，听说粮食连续6年丰收，竖起大拇指称赞。
2010年，老家山西的一个单位想让杜老题几个字，考虑到当时他已经98岁，而且身体不好，他们商量就题"关注农民"四个字。"但是没有想到他写完后还不撒手，琢磨琢磨又加了一句，"先组织农民协会"，然后才把名签上。"在场的余展如此告诉记者。当时98岁的杜润生已经不能吃东西，长期依靠鼻饲，还念念不忘组织农民，足见这件事在他心目当中确实占有相当的分量。
此前更广为人知的一次则是，2002年在门生们以农村改革座谈会的名义为杜老祝贺90岁生日时，他说还有两件事放不下，一是转移农民，再有一件就是组织农民。
余展长期负责整理杜润生讲稿和出版相关文集的工作，对他的讲话和思想颇多了解，他告诉凤凰财经，杜润生念念不忘这个事，在他的公开的讲话中，有关成立农民协会就提到20多次，一直到2010年98岁的时候。"他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件事，是因为农民没有一个组织，提升不了自己的地位，而杜润生觉得要提升农民的政治地位。"余展表示。公开资料显示，有关农民协会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杜老就找过小平同志，当时小平同志问他，农村还有什么事啊？他就提出来，要组织起农民。
在这个问题上翁永曦有着和余展几乎一样的理解。他说："农民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有发出自己声音的组织。我们有工会，有共青团，连戴红领巾的小孩子都有个少先队，八亿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很荒谬。所以成立农民协会应该不存在争议。"
就是在那次生日聚会上，杜老语重心长地对门生们讲："现在有两个方面还没有破题，一个是如何用市场机制激励人，一个是如何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你们要努力。
（文/吴丽华；制作/常丽）
（感谢杜霞、翁永曦、余展、高文斌、周其仁、温铁军、王小鲁在本文采写过程中提供的大力帮助。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余展、高文斌《我所认识的杜润生》、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南方人物周刊》、《炎黄春秋》杂志的部分报道，特此致谢。）http://bschool.hexun.com/2013-12-20/160767755.html
杜老的三多三少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6月15日
2003年7月18日，为杜润生90大寿的"农村改革座谈会"在京召开。杜老有一个答谢辞，他诙谐幽默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了90岁"，"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就死了，到我这里90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全场笑声和掌声不断。
在答谢辞中，杜老还对自己70年的经历做了总结："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以我对杜老有限的了解，第一条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第二条实实在在。我认为，还应该再加上"一多一少"："徒子徒孙多，对立面少。"
如今，十年快过去了，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百岁为颐寿；再按照"逢九庆十"的老规矩，今年就是杜老颐寿之年了。
"苦劳多，功劳少"
我第一次知道"杜润生"的名字，是在上学时看到一个内部资料对"四大自由"的甄别文章，内中提到了提出这个观点的"杜润生"。其时，正是杜老主持的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之时。但因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都在上学，对杜老在这场引发中国深层次变革的农村改革中的作用也不甚了解，或者说不甚关注，"杜润生"三个字，只是随风飘来或者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而已，并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杜润生"三个字在心中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当然还有另外三个人：于光远、李昌、李锐。记得我当时在整天学习中央精神但也常常无所事事的氛围中，还泡过几天图书馆，专门查这四个人的资料，特别认真的看了杜老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一书。
从1989年到1999年，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中，一方面"杜润生"这个名字在媒体上逐渐淡出，另一方面，他在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地位却越来越被人所看重。这种看似有趣的悖论，其实常常在我们身边发生。悖论还在于，这个人名字愈被遮蔽，他在民间的口碑中传得就愈响亮。譬如，杜老的同乡杜导正，以及他身边的朋友们，就经常提起杜老。
我第一次拜见杜老，就是和杜导正一起去的。
少杜老10岁的杜导正，在我眼里当然也是"老"。他一谈起杜老，就常常话题收不住。杜导正自称是"农民记者"，他称杜老为"农民干部"；俩"杜"俩"老"俩"农民"，关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
"我这山西老乡很了不得啊。"杜导正说。这是1999年12月初的一天。杜导正从新闻出版署署长退下来后，已经当了七年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一天，杜导正告诉我，要带我见一个人：杜润生，请他担任《炎黄春秋》的顾问。一路上的话题，就是关于杜老的。
杜导正以他特有的月旦人物的口吻说："老杜这个人：（1）大才子；（2）大节不亏，站得住；（3）改革开放有大功劳。"
杜导正说，老杜是"一二九"时代的大学生，有文化，在"一二九"时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太行行署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先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秘书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秘书长，资历相当老。
1948年中南土改时，他主持土改工作，很注意掌握政策，没有搞"左"的那一套。他在土改中提出给农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土改很顺利，也很有成就。就因为他在土改的表现，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老杜两次被毛泽东召到中南海。
1953年，毛泽东开始逐渐偏离"新民主主义"的治国方针，准备推行农业合作化，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老杜调北京，担任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但是，在合作化问题上，熟悉农村现实的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不主张急躁冒进。老杜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土地成为农民的命根子啊。他们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是生产上有困难的贫农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让出去。
老杜和毛泽东的分歧逐渐表面化了。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跟不上毛思路的邓子恢和老杜，只好分别做出检讨。
这样，就在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之际，老杜则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而中央农村工作部几年后也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
这是老杜遭遇到的第一个人生关口，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老杜遭遇的第二次大考验，是"反右"和"文革"，他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反右"时，他当秘书长，珍惜人才，抵制把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整个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好像没有一个人划为"右派"。"文革"时期，他也挨整，但他还是力所能及地保护科学院的科学家，使他们免受批斗。这个人是才子，也爱惜人才。
农村改革时期，老杜当国家农委副主任，主任是他在中南局的老搭档王任重。王任重对"包产到户"不赞成，当然，那时中央有些高层领导也不赞成。老杜有"四大自由"的思想，支持"包产到户"。这样，他这个副主任就很难当。不过，老杜很有智慧，也很沉着，一步一步寻找突破口，慢慢地就把"包产到户"的口子给撕开了。后来又陆续主持起草五个"一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在全国推广起来。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
老杜这个人，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退下来以后，他思考的问题很多，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动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我们请他当顾问，可以让老人多发表观点，也可以得到一个"政治高参"。
杜导正所罗列的杜老的"履历"，那样生动，简明扼要，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当我听到杜老在90寿辰答谢辞中说自己"苦劳多，功劳少"时，不禁莞尔：这老人家真是太谦虚了。
砖塔胡同杜老的办公室，不宽敞也不明亮，台灯需要常明才能融化一些灰暗；老人家坐拥书城，倒显得他有些矮小了。办公室最引人注目、可能也比较贵重的物品是一把镶嵌着玉石的躺椅。杜老说，他不知道是玉石还是石头，但很珍贵，因为这是与他素不相识的农民送给他的。"这是农民对我老杜工作的一点肯定吧。"老人家淡淡地说。
杜老愉快地接受《炎黄春秋》的邀请，从2000年开始至今，一直是我们的顾问。他不是那种"顾而不问"的人，大到为我们办刊出谋划策，小到约稿子，兢兢业业。以至于有人说是他在办《炎黄春秋》。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杜老还特意说：办炎黄的，不是我这个杜，是我的同乡，那个杜（他指着杜导正说）。"那个杜"说："是俩杜。你是顾问嘛。"俩杜孩子式的对话，引起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而对我来说，自从这次与杜老相见之后，就一直把老人家看成历史"活化石"。无论是自己写作还是编稿子，遇到问题就向老人家请教。此外，关于农村改革的历史，他也接受了我多次正式的采访。
在杜老90寿辰时，杜老的老部下刘戡在发言中说，国务院一位领导说过，杜老一生是不顺的。1955年不顺，1980年代后期不顺。在这"两个不顺的年代"，杜老"同样是光辉的，同样是值得纪念的"。
由此，我再琢磨杜老所说的"苦劳多，功劳少"的话。所谓"苦劳多"，大致是指这两个不顺的时期，付出劳动却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从历史上看，这种"苦劳"又何尝不是历史进步的一份"功劳"？至于"功劳少"，但就他十年不遗余力的进行农村改革，就是杜导正所说的"大功劳"。
"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
自1935年杜老参加革命后，他70多年的政治生涯就与中共的历史相伴随。而就中共历史来说，"左"、"右"之间，往往成为一条评判这个组织成员的一条线，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应当说，中共在延安建立政权后一直到1949年，除了延安整风审干以及土改时"左"倾之风盛行过，其他历史阶段还基本平稳。但是，1949年至"文革"20多年来，就"左"风不断，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有过结论的。
作为中共的成员尤其高级领导干部，身处"左"、"右"漩涡中如何取舍？我接触到的大多数老人在回首往年的时候，大致会有一个"党正确我正确，党错误我错误"的总结；换句话说，是党"左"的时候我"左"，而党"右"的时候我"右"——这是组织对成员的要求的结果，不必以"事后诸葛亮"的历史虚无主义方式加以苛责。但是，唯独杜老能够说出或者说敢说出"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这样的话，这本身就是杜老政治生涯中不同于他人的亮点，值得后人铭记。
1947年开始的土改运动，"左"倾之风开始抬头，尤其是消灭富农的政策为甚。杜老却提出"四大自由"，这是太明显的"右"了。多年后杜老反思土改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这是对当年"左"的做法更深切的反思。
接下来就是1955年。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所下的"小脚女人"的断语，是对杜老"右"倾的最好的注解。那时，杜老对毛的做法有意见，就跟农村工作部副主任陈伯达说，却遭到了陈的批评。杜老说："陈伯达批评我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而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6年，杜老因"小脚女人"的"右"被贬到中国科学院，1957年就迎来了给知识分子造成灭顶之灾的"反右派运动"。杜老不长记性，还是继续"右"。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吴明瑜在他90寿辰的发言中，着重追述了杜老在中国科学院这一段的历史。他说：
1957年反右斗争时，张劲夫、杜润生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在反右斗争中如何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政策界限"，实际上就是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要保护自然科学家。这个文件经过中央批准下发。在中科院北京地区，贯彻得很好。当时中科院在北京地区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一个打成右派的。当时很有名的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牵连到六位教授：钱伟长、曾昭抡、华罗庚、童第周、陶孟和、千家驹。钱伟长在清华被打成右派，曾昭抡在教育部被打成右派，但陶孟和等在中科院的一个都没有被打成右派，都保护下来。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勇敢的。
因为反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归入到"资产阶级"那一类了，成为接受改造甚至人民专政的对象。杜老对这样的定论有意见。他在反右那年访问苏联，年底回来后即给中央写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吴明瑜说：杜老在报告中"认真地分析了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训，指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对知识分子大量的残酷打击，认为我国不应当照搬苏联的做法。"
但是，从1957年开始，反右斗争、红专大辩论、大跃进，一路下来，知识分子全方位的遭到歧视、打击。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属性的定论。杜老一直想尽可能的改变这种定论。
1961年，杜老在主持"科学工作十四条"起草时，为了能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结论改变打开一个小口子，他煞费苦心的提出了一个"初步红"的概念。吴明瑜说："初步红"，"就是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那时候红透了不能说，初步红了，所以他不是资产阶级。用了这个概念，叫初步红，这个概念非常好，在那个条件下，极不容易啊。最后中央通过，叫一切有知识分子的部门都要执行这个政策，就是这个道理，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初步红了。有了这一条，才有1962年周总理、陈老总在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了这一条，才有1978年科学大会邓小平重申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是我们自己人"。
鉴于1958年、1959年的状况，杜老还提出学术工作、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不要随便把学术问题、学术上的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然后政治问题上升为敌我问题，这一下子就搞乱了。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的争论，都暂时归于学术问题，先把它稳定住。当时能够大胆地提出这样一种政策来，极其不容易。所以，杜老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不断在创新的理论家。
即使"文革"开始后，杜老还是尽自己所能，来保护知识分子。经历了十年"文革"，杜老依然不改其"右"。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那时,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老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接受我的访问时，杜老谈到这一细节，还是很感叹，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很多人还是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框架内思考问题。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杜老就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他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老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由此开始，中国农村改革全面开启。
在中共体制内，"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1957年反右派时，毛泽东把"左"倾和"右"倾错误反复作了比较，并说了一段此后在党内被奉为圭臬的话。他说："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强调说："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
由这段话开始，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定律"："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策略问题，"右"是方向问题；"左"是内部矛盾，"右"是敌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倾思想则比较危险。在此后的岁月中，这种意识不断得到强化。
在党内生活了多年，杜老不是不知道这些"定律"，但他是从自己的思考出发来做事的。这一点很了不得。吴明瑜概括说："所谓老右、老右者，正是因为那是极左路线，才看你是右了，其实你是走了正确的道路，那极左的人总是歪着脖子看你，总觉得你右了。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杜老走了一条非常正确的为民造福的道路。"
"徒子徒孙多，对立面少"
在杜老90寿辰的会上，周其仁在发言中说："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
周其仁充满激情的语言，引得在场一片掌声,杜老也频频点头。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王岐山、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等。这掌声表明，他们与周其仁一样，都为这个"不雅"的称号而感到自豪。
1981年2月11日，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和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的支持下，一个自发的研究小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招待所正式成立。
这个自发的研究小组的成员陈锡文、邓英淘、周其仁、杜鹰、陈一谘、孙方明、张木生等人，大都是"文革"的知青，对农村比较熟悉，面对着"包产到户"初期的形势，他们自发成立研究小组，以中国农村问题为研究目标。
会上，杜老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还对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要记住，"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周其仁在回忆到这段话时，说这话多少年后都忘不了。
1982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一个决定，"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从各个侧面互相配合，共同对农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当时的目标是，出一支100人到200人的队伍，先给100人的编制。高层决定，把这批人放在社科院，第一批50个编制放在农经所。
这些热血的年轻人，开始为农村改革而四处调查，为起草中央文件准备材料，像周其仁、陈锡文等人直接参与了"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5年年初，发展组这批人开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刚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包括陈一谘、王小强、杨冠三、白南风、宋国青等人。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白南生、罗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继续农村研究。1985年4月，发展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1986年，"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由杜老直接领导，这些人也成为外界所谓的"杜润生的徒子徒孙。"
受杜老影响，这些"徒子徒孙"们，或者通过学术研究，或者通过政策决策，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改革，直到今天——他们的年龄当在50岁－60岁之间，有的还身居高位。而且，直到今天，杜老和这些"徒子徒孙"们的友谊还继续保持着。杜老90诞辰时，来了那么多"徒子徒孙"；今年，是杜老的颐寿之年，从去年开始，这些"徒子徒孙"们就开始筹办。他们是以这种方式，薪火相传着杜老的思想和理论。
很多"徒子徒孙"回忆起在杜老指导下工作的感受，较一致的一条是：杜老容忍、宽容，善于听取不同人的意见。
张木生在回忆中说：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益，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相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困。这之后，实践中，产量说服了方向。
周其仁在杜老90寿辰发言中说：
"杜老是对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都有兴趣，都能够敞开听的人。他是真正的所谓听不同意见的人，主动听不同意见的人，对不同意见像生理需要一样，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能在不同意见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间，找到什么地方可以往前走一步，真正去解决问题。"
与杜老相知的吴象也在发言中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这个容字、大字。而且这不完全出于性格宽厚，更多的是出于理性的思考。"
当年曾和杜老一起工作的刘戡在发言中，将杜老这种政治智慧用"纵横折衡"四个字来总结。他说："就是要照顾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况、不同认识，取长补短，尽量兼顾，以利于政策的出台。"
陈锡文更举出一个极为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曾经对杜老提出过一个双层经营的说法不以为然。在起草1983年1号文件的时候，他在电梯里随便向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说这个双层经营，我不是很赞成，我说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这层好像不是经营。结果杜老当时跟我说了一句，回想起来到现在21年了，在电梯间里说的一段话，依然在耳边回响。"杜老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
陈锡文感叹地说："农村经济体制能够比较顺利的推进，而且在一种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就把农村的财产关系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方向捋顺了。但是，假如当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户的结果会长出一大块个人财产的话，那农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杜老当初提出双层经营，确实有着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才得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将农村改革顺利推进。"
杜老这种"有容乃大"的气魄，这种"能在不同意见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间"的政治智慧，使他将很多事情一一化解，举重若轻。1980年75号文件中，加上前面提到的那段话，是政治智慧；张木生提到的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这应该是中央文件中"后无来者"的新鲜写法，也是政治智慧；起草科学十四条时所使用的"初步红"的概念，更是政治智慧。
因为有这种政治智慧，杜老政治场域中的"对立面"，也大大减少。整个上世纪80年代，虽然没有此前的政治运动，但一年右一年左的形势也常常使一些高层领导干部深陷其中，但杜老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没有受到大的波及。
到医院探望杜老
杜老住院已有一段时间，他身体如何？能否出席有关人士准备在7月为他举行的颐寿庆典？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事情。我的老领导杜导正就常常和我唠叨老人家。5月28日，杜导正终于和我相约，一起到北京医院探望老人家。
杜老坐在轮椅上，带着鼻饲，"多病所须惟药物"，但是，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看到我们后，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我们向他问候时，他有时候双手抱拳表示感谢，有时候调皮的举手敬礼。
田纪云为杜老的颐寿寿辰写了一条幅"寿比南山"，让我们带给他。展开后，杜老很高兴，他指着田纪云的签名，嘴里发出了高兴的声音。看后，他自己将字又卷起来，交给身边的人。
杜老耳聋已经好久了，现在说话也困难。当我跟他握手时，他双目有神，盯着我看。显然，老人家想表达什么。我猜想，老人家是不是还在想着他的"两个悬念"？
在杜老90寿辰上，他在答谢辞中说：
"我现在心里有两个悬念，也就是面临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脑筋里面放不下去。第一个是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人口的转移，如能在本世纪中期，转移出2亿农民，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现在有9400万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有关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第二个，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经验，农民必须有个农民协会。我们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过，当时他说你们这个意见很重要，我要考虑，看三年，如果三年下来，大家都同意，那时候你再提出来，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时候，‘六四’风波来了，顾不上这件事。现在我把愿望移交给诸位，我希望十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如今，十年即将过去了，杜老这两个"悬念"依然是悬念。若老人家还能够讲话，在颐寿庆典上，我相信，他一定还会提到这两个"悬念"。因为这是他晚年深深思考的问题，也是"在脑筋里面放不下去"的问题，也是他在有生之年想看到的现实。
幸好，杜老精神还好，身体也不错。我相信，杜老颐寿寿辰后"相期以茶"，不仅仅是祝词，而是现实；若他老人家能够讲话，我想，他一定还风趣幽默的说："到我这里一百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
因为，为了看到这两个"悬念"变成现实，老人家也应该将生命延续下去！
作者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