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剧作家，也就是说，郭沫若先生是历史领域的权威。和所有的考古学家一样，他们对于深埋在历史尘埃中的秘密，绝对有探索的强烈愿望。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情况，1955年的郭沫若等人，对封建帝王的批判，相当严厉，他们牵强附会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方针，非常错误的引用在呈送政务院巜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中，而且由当时拥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等头衔的郭沫若为首的六人报告文中。
激烈的辨争 长陵听候“判决”
如同一声惊雷炸响在1955年平静的北京上空，“六人”的发掘报告惊呆了文化部文化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这两个人的顶头上司都是郭沫若，按照组织原则，他们应该与郭沫若沟通交流不同的意见，但是得知这份报告的发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长吴唅时，立即毫不犹豫的前往劝阻，希望吴晗收回报告。
我昨天的微头条才发了一篇关于郑振铎与瞿秋白的友谊故事，这是一位资深的文史专家，很早就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洪流的老革命。
即使当时贵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吳晗，对这位资深的同行，也不敢怠慢，立即解释：“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发掘长陵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可以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作为文史专家，郑振铎以严谨的态度反驳：“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
吴唅立即跟进反驳：“全国已经解放了五、六年，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学生，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顿时夾在中间很为难，因为他和吴唅都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共同于1935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吴唅当时以研究明史著名，成为胡适的学生。吴唅年轻时的理想就是“当然想挖明十三陵！”
夏鼐的内心深处是反对挖掘明陵的，他委婉的表明了考古队伍人员的紧张情况，因为全国各地都在搞基本建设，地下古遗址必须有考古人员的抢救性发掘。夏鼐最后明确的告诉他：“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
吴唅当然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但是，执迷不悟的吴唅也有最后一张“王牌”可打，他立即找到当时名动天下，权倾一时的郭沫若、邓拓、，加紧对中央进行说服工作。
郑振铎和夏鼐也在中央有关部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长陵静候决定。
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
1955年12月初，“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仍然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领衔。这个发掘结果简单说一下，由于朱棣的长陵墓道太隐蔽，工程量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继续挖下去，于是另外寻找新的陵墓，当吴唅等人的目光投向定陵时，考古研究院所长夏鼐却建议发掘修建工期仅有十个月的献陵（朱高炽，朱棣长子），而且献陵是十三陵体量最小，随葬物也最少的墓葬。
今天评论夏所长的这个建议，不禁深深为他的良苦用心感动！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对自然界的保护和破坏的矛盾日益尖锐，很多地下遗址不同程度的遭受到严峻考验。而这些自然遗产，是一个国家各种高尚风格的创造价值体现。中国人民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地下遗址的保护工作。
1985年12月12日，中国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组织，1986年开始了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至今，我国许多著名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已经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批准，列车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1982年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过去很多意想不到的地下陵墓故事，永远成为了历史。
结语
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样要经历一个幼稚期和成熟期，今天中国地下的近十三万遗址，已经注册在案，非常令人痛心的往事，但愿随风飘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