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却被迫在日本长大。事情要从我一岁那年开始讲起。有一次，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到40摄氏度，哭闹很严重。爸妈都吓坏了，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注射了庆大霉素。 几天后，高烧总算是退了。 生活照常进行，一切都很顺利，父母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对经的地方。
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家里招待亲戚一起欢庆。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当时刚会走路，距离鞭炮很近，大人还没有来得及帮我捂耳朵，鞭炮就响了。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但我没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决定带我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的听力很差，病情非常严重。妈妈听后，觉得整个世界要崩塌了。 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着我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经过精密检查，医生写了份权威的诊断书——神经传导性耳聋，双耳重度耳聋。 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半天才鼓起勇气问：“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目前来说，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问题。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个是第一次成功的，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小。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让她学手语吧。我们真的救不了她。” 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剑，刺中爸妈的心，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然而，妈妈怀抱中的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嘻嘻地笑了起来。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父亲从小成绩优异，跳了很多级。19岁时，他已从重点大学的电子系毕业，此后去一所大学当了教师。 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只是大家怎么都没想到，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情书，还委托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母亲毕业后，他们走到了一起。
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父亲则离开大学去了国家电网工作，还和朋友合伙开了家电脑公司。工作几年后，经济上有了一定积累，他们打算生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我。
爸爸用电脑疯狂地查资料，得知安装人工耳蜗能使重度耳聋患者重获声音，但需要做过精密的手术后才可以实现。在1997年，只有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的相关医生能做这种手术。 于是，父母重新制订人生计划——辞掉工作，一起去日本留学;让我在日本做手术，戴上人工耳蜗，恢复听力。
2岁的我先被寄养在外婆家。3岁时，母亲从日本回来看望我，给我配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助听器。1999年，4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日本，爸爸在机场接我，还把我高高地举起来。
在我来之前，父亲住在日本福井县，没有任何熟人，他边学专业课，边学日语。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他只能用奖学金租个矮小的旧房间住。福井是一座小城市，靠近日本海，冬天的气温非常低。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冬天晚上，父亲仅靠一层毯子和小电炉取暖。睡觉的时候由于太冷，父亲就像哆啦A梦一样钻进储物柜里睡觉。
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毯子有一块烧焦的痕迹，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留着。母亲低声细语地告诉我这一切。父亲独自在日本过的那些苦日子，都浓缩在那一块焦痕中。
不久后，父亲博士毕业，在导师的介绍下，他去了一家医用电子株式会社工作，总部在600多公里之外的神户。我和妈妈也跟着搬去神户。
来到神户后，我迅速适应了新生活。为了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母亲注册了收费的中文电视台，坚持每天把节目录到盒式录像带里。妈妈下班一回家，就会陪我把录下来的节目看完，然后翻开从国内买回来的拼音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发音。
一天，妈妈接到电话，开始讲中文，那是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突然，妈妈在我面前崩溃了。我跑过去，发现妈妈已是泪流满面。
2000年，父母在日本生下妹妹。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和精力，养不了两个孩子。妹妹生下后不久，母亲带着她回到中国，由外婆来带。他们打算等父亲工作稳定后，再把妹妹接回日本。
刚过完周岁生日的妹妹，很喜欢到处乱摸，一摸到东西就往嘴里放。那天，妹妹抓起桌上的花生米往嘴里塞，不小心呛了一下，花生米卡在气管里。尽管叫了救护车，但妹妹还是没有抢救过来。母亲就是为此而泣不成声的。
我只知道，那天我嘶喊哭泣的样子一直留在心里无法忘却。的确，那时，从我小小的心中萌生出的英雄主义，是发自内心的喊声——想知道情况，想保护妈妈，但我什么都听不懂——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假如当时我能听懂电话中的内容，就会懂得安慰妈妈，而不是随便对着窗外乱喊乱叫，让母亲悲痛欲绝。
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一遍一遍跟着妈妈练发音，读到正确为止。
为我过完5岁生日，父母带我去西宫市的兵库医科大学。看了几次门诊、做完听力检查后，我的人工耳蜗手术定在2001年10月进行。
父母做这个重大决定时，非常慎重。哪家医院可以做人工耳蜗手术，日本的医疗制度、手术经费、保险政策等，留学期间，他们已经了解得很透彻了。手术前，医生叫父母签手术同意书，并提示，这次手术有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伤到面部神经导致面瘫。即使在当时科技发达的日本，人工耳蜗手术的成功率也未能达到70%。
手术前，我打了麻药，动弹不得，但在被推进手术室前还保留着模糊的意识。我在病床上躺着，主治医生、护士和爸妈都站在我面前，对我说“要加油”。 很快，我被推进通往手术室的专用电梯，我使劲睁着眼睛，模糊地看到爸妈站在电梯门口。爸爸搂着妈妈的肩膀，妈妈用手帕捂着自己的脸。电梯门要关起来的那一刻，妈妈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脑袋的迷糊状态使我有个错觉——我可能会死掉。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我不恐惧，而是充满未知和迷茫。我醒来时，已经在病房里，头一阵阵地痛，身体不听使唤。我慢慢抬起手，摸着头，发现我的头被一层一层的纱布裹着。
经过一周的休养，母亲带我去人工耳蜗调机室，我们一直期待的一刻要到来了。经过听力测试——测最低、最高的声音后，人工耳蜗就配好了。
打开开关的那一刻，仿佛在死寂的湖水中，突然有一群鱼跳来跳去，湖面也出现了各种半圆形的波纹。
2001年秋天，我的人生中出现了新的生命力。一切似乎都很不真实。没想到“声音”原来这么好听，没想到“音乐”竟是这么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