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的翻译官泄密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泄密的内容也没有任何情报价值。
一般来说一国的领导人即使是精通对方领导人的语言，为了避免文化上的差异而造成词不达意，不会使用对方的语言，而是使用本国的母语进行交谈。二战时期，曾经因为翻译的错误，而导致日本遭遇60万人的死亡。在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回应英美中联合发表的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时称，这只是前者《开罗宣言》的翻版，日本不认为其有所谓的重大价值，唯有默杀。
而这个“默杀”在日语的语境里有双重意思，一种是不予置评，而另一种是无视。而当时西方媒体直接认为日本是回绝同盟国让其投降，将其解读为拒绝（Reject），而在媒体舆论的传播下，在当时没有沟通管道下，就很难澄清其本意了。最终造成了美国也认为日本冥顽不灵，执意要弄一亿玉碎，只能扔两颗原子弹逼迫日本投降。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铃木内阁是主和派，而且还压制日本主战到底的军国主义好战份子，可惜由于翻译的词不达意，美国当时不知其真正用意，而失去了斡旋的空间。
而只有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熟悉中国文化和中文，才可以直接跳过翻译与我国官员进行交谈。因此在各国领导人的翻译官中，不仅要熟悉外国的语言，最好还要了解外国的文化，最好还是有长期居住在国外的生活经验，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不仅需要翻译外国的语言给本国领导人，还需要注意外国领导人的翻译在传达本国语言时是否有所偏差，甚至错误。
以苏联冷战时期的翻译官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苏霍德列夫为例，他出生在一个苏联情报官员的家庭，长期在美国工作。二战期间，苏霍德雷夫和在苏联贸易代表团工作的母亲在伦敦呆了六年。他从8岁开始在伦敦上苏联大使馆学校。12岁时返回莫斯科后来毕业于军事外语学院
职业。
（年轻时的苏霍德列夫）
1956年，苏霍德列夫在苏联外交部翻译局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苏霍德雷夫翻译了赫鲁晓夫的名言“我们会埋葬你”等。从他的个人经历看，由于其家庭背景的缘故，经常在西方国家生活，而且可以说是“根正苗红”，其父母都是苏联外派的官员，家世清白，对祖国的忠诚已经接受过检验，在家庭的耳濡目染教育下，这种世家出身的翻译官泄密的几率已经极度降低。
而且在间谍辈出的冷战时期，苏联为了减少泄密的风险，其领导人的翻译官都是长期固定的，苏霍德列夫充当了将近30年的苏联领导人翻译官，也就是经过苏联对其业务能力和口风紧的背书，苏霍德列夫有时他也会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双边会议上唯一的口译员。尼克松称苏霍德雷夫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英语说得和俄语一样好”，而亨利·基辛格则称他为“镇定自若”和“出色的口译员”。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对其评论，“苏霍德雷夫溜进了说话的人的皮肤里，感受他的感受。”
（苏霍德雷夫在美苏领导人之间传话）
而美国的翻译官也是要经过严格筛选。前白宫语言顾问凯文·亨塞尔说。美国总统的翻译必须经过安全调查、背景审核，甚至测谎，然后才能获准在高层外交当中有对敏感信息的知情权。“在总统级别的工作中不会有新手存在，”亨塞尔说，“翻译要达到这个级别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他们同时还是某些具体议题的专家，并且知道哪怕搞错一个称呼都可能坏事。”而且美国总统的所有电话通话都将会是高度加密，并且有着重重过滤的。
在两国领导人在单独会谈时，也未必见得是推心置腹。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就别玩什么聊斋了，很多时候都是在试探对方，甚至是麻痹对方而说的场面话。在古巴危机时，赫鲁晓夫就曾对肯尼迪保证，他不会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敏感时期在古巴布置导弹，甚至还否认了西方媒体对其已经在古巴布置导弹的传言。而之前是政治小白的尼克松竟然信以为真，被其摆了一道。因此如果是双方领导人单独会谈时，翻译即使全程参与，其听到的也未必是真的，即使被泄露了也无伤大雅，只会让舆论更加迷惑，分不清当时真正的真相。
而且翻译官即使是泄露双方领导人的会谈细节，也是在其退休后写的回忆录或者访问中。直到冷战结束后，1999年苏霍德列夫才写了回忆录《我的舌头是我的朋友》叙述其职业生涯。距离他活跃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会谈的细节已经失去时效性的价值，而且随着苏联的解体，已经对苏联没任何伤害。可见翻译官也是有政治觉悟的，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话说的时候对国家的利益已经没有影响。
（晚年苏霍德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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